太阳是黑色的

下周，美国总统要到硅谷湾区来座谈就业问题。LinkedIn最为目前美国本土的知名的在线人力资源提供商，届时将大力支持和参与这项活动。公司首席执行官将作为到时候的现场协调人，公司也将随即选取50人来参与现场的活动。

奥巴马最近一年多来为了就业问题不可谓不操心，多次发表专门的演讲。然而，仔细观察和体会美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就会知道就业问题在美国短期内不容易解决。有很多问题是结构性的，是经年积累下来的，绝不是简单归罪于自2008年来的经济危机那么简单。

大的道理我们这里不说，只是说几个简单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理工科学习和工作机会被留学生和移民所获得。美国本土就业市场未见得能够完全消化这些人力资源。不少人选择回到祖国寻找机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大规模地外包各种业务。有的公司在国外的工程师团队不仅仅是做简单的编码的工作，逐渐开始承担更加复杂的任务。美国本土不少行业的劳工市场在工会和高福利的阴影下逐渐变成一潭死水。

其实更深次的原因则是美国，这一全球化的极力鼓吹者，恐怕自己也没有真正准备好全球化进程。原本的想法是很美好的，美国本土留下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产业。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渐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去（比如印度和中国）。这样，美国本土可以保证大家过着轻松工作、高工资、高福利的生活。

然而这个如意算盘很快就被打破了。原因至少有两点。第一，大规模海外廉价劳动力让不少行业的在海外发展的成本不断降低。于是，越来越多的业务迁徙到海外。第二，不少从事低附加值产业的国家也想慢慢升级产业，从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于是，原以为可以在本土包住的高科技产业也被新兴的国家竞争力所挑战。这两个原因导致了美国的工业规模被急剧压缩。

虽然本届政府叫嚣创造就业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太多起色。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行业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岗位，而不是大小公司们不想去创造岗位。如果没法调整产业结构，那么，就业问题在短期内是无解的。

十年前，2001年，依稀记得是在凤凰卫视的电视上看见了燃烧着的大楼。心中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之前两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初中的历史老师跳上升旗台高喊爱国口号。后来，又出了南海撞机事件，那感觉就是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家门口晃悠。

然而很反讽的是，当时的我一心想要出国，逃离在当时的我看来，一文不值的祖国。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毕竟人都是向往强者。不过美帝国主义当时倒不这么看，连续两次把拥有入学通知书和奖学金证明的我挡在了美国的大门外。理由，“太年轻了”。上了大学以后，因为专业学习的是计算机科学，所以还是立志于能够到美国攻读研究生，这个愿望终于在2007年实现。

然而，在美国生活的四年多时间，并没有让我这个对美国抱着无数幻想的青年感觉到了天堂，也没有让我觉得自由和民主的空气格外的清新，相反，我逐渐地对这个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让我又重新去认识我的祖国和民族。

在美国这几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了解了更多911的争议。这里，我不想去叙说这些争议。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接触越多各种评论和争议，我越觉得，911似乎有其必然性。

站在防弹玻璃背后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让人觉得美国从来没有这么外强中干过。 911十年，美国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地方。对外，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很难说是成功了。对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步履蹒跚。有时候，甚至觉得很可惜，人类文明历史上，成就了以前所有帝国都未曾达到的武力和经济实力的美国，可能不得不就此走上了衰退的道路。

如果有所谓的美国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因为背弃了美国精神所提倡的实干、勇敢和创新，转而希望通过投机倒把和均贫富的懒人主义来维持社会。转眼看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和变化，有时候不能不感慨。人与人是竞争的，国家与国家也是竞争的。此消意味着彼长。

遗憾的是，很少看到国内的学者认真去研究这些。看到的是还有不少人为美国的衰退唱赞歌。所以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一样重要。

911十年，杂想。见笑。

今天去Computer History Museum参观了一下，有一些感慨，写在下面。

1. 没有想到最初的computer是代表进行计算工作的人，而且曾经是女性进行工程工作的主要岗位。
2. 之前曾经在NYC Poly听过一个演讲，主要是关于Charles Babbage的Analytical Engine的。内容是如果当年这个机器能够被成功制造出来，那么将是第一台真正的计算机（基于机械的！）。然而，今天才了解到，有很多人都曾经试图甚至制造过类似的机械装置。只是我们学到的历史往往过于强调某一个人的贡献，而忽略了诞生某项重要发明或者发现的外部条件和类似工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出现的情况（比如我们多年仅仅知道一个ENIAC）。
3. 整个20世纪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几乎就是IBM公司的发展史。大多数重要的革新产品都直接或者间接和IBM有关系。令人吃惊的是，IBM的领导人们能够在计算机工业的初期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工业的潜在市场并且带领公司华丽转身，不得不令人敬佩。
4. 早年，居然有人把通用计算机的概念申请了专利，并且还得以通过。1973年的一次官司才使得计算机的普及不被专利法所限制。很难想象，如果计算机这一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被少数人操控并且谋取暴利。从这个其实也说明，专利，这一概念，本身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5. 尽管已经把Bill Gates和Paul Allen创建微软的故事了然于胸，但是看到纪录片中Bill描述他们如何发现商机和接受挑战的时候，仍然让人激动人心。
6. 看到了1999年的一台Google的服务器。恍惚间，Google也是一家有10余年历史的公司了。
7. 再次看到了曾经非常熟悉的Netscape Navigator的界面。还记得大概是1998年左右，在七中的图书室里，我们计算机兴趣小组的同学第一次尝试了发送电子邮件的情景。那时候，大家是往局域网的一个地址发送信件，所使用的软件正是Netscape Navigator的Email软件。

下面看看几张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1959年IBM的招工广告，仔细一看，要求不低啊。

Windows 1.0的销售套装！

写论文介绍新的算法和模型，一般要说明三件事情：1）假设前提。2）对算法或者模型的理论分析。3）实验验证并且阐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实验结果。最忌讳的一类论文，其实也是一般没法在高等级会议上发表的，就是你说你有一个新的算法或者模型，但是你既不做理论分析，也没有实验验证，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好，好得很，不信你用！

这，是“大力丸”，是“万灵药”。

有一些人遇见了问题，总想到的是寻找“大力丸”和“万灵药”。因为拿这些东西去解决问题，看上去会很快。于是，我们就听到了太多的“只要如何，就会如何”这样的句型。可惜的是，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大力丸”从来没有救过人命。而也鲜有人能够把为什么没法救命或者如何才能救命说清楚。更加遗憾的是，即使说清楚了，也鲜有人听的进去。

1861年，有人以为要“救命”就要办工厂、买军舰。于是我们买来了以为能够傲视亚洲的海军舰队，却被日本人几炮打回了原型。1898年，有人觉得要变法，于是伙同皇帝颁诏书，推新政，却只闹了一百多天，就被全盘收押，包括皇帝本人。1911年，好不容易一伙人闹了暴力运动，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和军阀头子妥协，最后导致长期内战。文人墨客当然不好意思去玩弄枪炮，于是1919年，大家“忽然”想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以为，要“救命”，那就要从内心深处“救”起。但是达到了什么效果，很难说清，孔老二被第一次打倒却是真的，因为，那个不是药方。然而，即便是到了现在，我们其实也不清楚“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什么地方。更可怕的是，有没有这两个人，我们恐怕也没搞清楚。闹了半天文化，有人发现不靠谱，于是，还是觉得1911年过瘾，再来弄一个暴力的，于是上了山，开始建立自留地。再后来，日本人又来了，有人说，要先把山上的清理了，再和日本人过招，并且让美国和苏联装备自己。可没想到的是，山上的把山下的给收拾了。山上的下山以后，自娱自乐，但是玩儿过火了。1979年，有人说，别玩儿了，“猫还是要抓耗子”的。可是有人发现，即便大家都是猫，也不是说抓耗子的能力是一样的，于是有人说不公平，云云。

一百多年来，事情太多，而且复杂。但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很多人，是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成功的，什么是失败的，成功是因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什么。如果要向别人学习，学习什么，不能学什么。没有，我们没有系统地总结过。不少时候，大家依靠是“大力丸”，是“激情”、是“情绪”。

2007年，我来到美国，学习计算机科学。来到这个国家后，我发现很多方面异常陌生。当然，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联想到我们从小就看“汤姆和杰瑞”，听“华盛顿他家的那个樱桃树”，我不能不说，很多东西我们了解得，太肤浅。联想到现在，我们对美国的东西，上到明星，下到节日，显得无所不知。但是仔细想一下，我们了解地又过于表象。

比如，除了背诵一下“三权分立”这样其实没有意义的句子以外，除了在奥巴马当选的时候，跟着激动以外，有谁来清楚地说一下美国总统选举的规则究竟是怎么样的？2000年的总统选举出了什么问题？总统选举的漏洞在哪儿？总统选举的资金如何筹来？

比如，谁来说一说，美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财政如何分配，税收是如何制定的？房产税、遗产税、医疗保险、汽车保险都是怎么回事，医疗改革是怎么改，阻力在哪里？谁支持，谁反对？

比如，谁来说一说工会是怎么回事，“公共工会”和“私有工会”是什么概念，工会和选举的关系？最近威斯康辛州等地方工会和政府对峙是怎么回事？

比如，谁来说一说美国的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的区别，财政和学术如何独立，教授如何评定，项目资金如何而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项目资金有什么区别？

太多了，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国家。到美国好几年了，我也才一知半解地去了解这些。然而，如果有人叫嚣我们中国要学习美国（虽然这个叫法从1861年就开始了），却从来没有提供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以至于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可以学的，什么是不能学的，什么是我们做得更好的，什么是国情所决定的。我们就不能不说，“叫嚣大力丸”是愚蠢的。

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鲜见有学者来做过美国社会的研究和分析，来给我们说一说，美国好，好在哪里，不好，不好在哪里。我们有的，只是带着情绪的描绘，诗一样的画卷。以至于，有人从来没在美国生活过，却对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深信不疑。一个事情，你不知道它如何成功的，如何不成功的，那你其实也就没法借鉴。

多年前，当现在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界第一流行的钢琴家郎朗第一次在纽约卡内基厅演出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传统的燕尾服作为演出服，而是选择了紫红的唐装。我想，敢于在自己一生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演出中冒险穿这样的非传统服装，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智慧。在同一场演出中，郎朗还拿出了父子同台演出二胡和钢琴协奏的曲目，虽然让人耳目一新，但也冒了让人觉得是哗众取宠的风险。然而这么多些年过去以后，郎朗用事实行动证明了，不管外界评价怎么样，夸张的动作和自信的表演外加不断成熟的艺术水平，使其无可厚非地成为了第一个真正家喻户晓的中国音乐家。实际上，很多次记者采访郎朗，问他为什么表情夸张，会不会在意别人的批评，郎朗仅仅简单回应道，那是他弹琴的方式。

中国人很容易在极度自信和极度自卑间游走，有时候甚至没有中间状态。我们自信的时候，往往在口头上，而自卑则在心里。我们吹嘘自己五千年的历史和地大物博，然而又心里明白，世界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化进步似乎又缺少中国人的贡献。我们对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引以为豪，然而又怕别人揭十年浩劫和大跃进的伤疤。我们因为办了奥运会、世博会而觉得自己俨然已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巅，而后又常常自己给自己编故事，说大家的生活原来是水深火热，恨不得再回到殖民年代。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缺乏自信，一种源自内心的自信。自信不是自满，而是说，我了解自己的短处和长处，我能够学习别人的长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没有必要迎合别人的喜好。

其实很多事情想想是很有道理的。2007年我才到美国求学的时候，记得第一次见我现在的导师，因为自以为自己的名字很难发音，所以便告诉他我的英文名字。让他叫我的英文名字。然而，我没有料到的是，导师很严肃地告诉我，他组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来，我没有必要非得用一个英文名字，当然我坚持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一想，也就明白了。于是，从那以后，我甚至把我在高中和初中时候所用的英文名字都“废弃”了。我为什么就要叫一个英文名字呢？事实上，在学校、在公司、甚至到外面办事，我从来没有再使用过任何英文名字。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多数人（包括欧洲人、印度人）也都能基本正确发出我的名字的音。其实还是一开始，自己太不自信罢了。在美国的，有印度人、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也不是说都要因为名字发音困难就要把名字改了的，反而是中国人特别偏好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不自信，感觉非要叫一个Jack或者John，仿佛才好意思讲英语。

这次我看到中国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片段，感觉很不错。虽然我不认为这个宣传片已经很完美，但是不少国人的评论和心态还是太不自信了。有人说，你放几个人上去，别人都不认识，没法宣传中国。有人说，这个片子不符合美国人的审美习惯，没有达到宣传效果。还有人说，应该放普通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应该放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是我们尽可以放轻松心态，换一个角度想问题。美国人不认识中国的名人就是应该的吗？为什么我们就要对美国的名人明星如数家珍，美国人就只认得姚明？为什么这不是一个机会让美国人认识更多优秀的中国人呢？是的，他们今天不认识，但是见多了，也就逐渐认识了嘛。不符合美国审美习惯和宣传习惯的东西，那就要让他们习惯。美国人觉得全天下都要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行事，那么我们就让他们看看新的规则要怎么样。是的也许美国民众今天不接受，也许今天没人愿意花三五分钟停下来看看这些宣传片。但是，这不要紧，当五年，十年以后，中国更强大了，我不相信美国人不愿意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个现在他们最后怕的对手。

事实上，看看有美国记者向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抛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唯心，奥巴马居然说因为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和文化不同，我们要对很多人权问题放到更长远的时间去考虑这样以前只能是中国人才说的出的话。这也算是输出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也让人知道了，很多问题不是你说了算就算了。

这个世界是强者的游戏。我们已经摆脱了要看洋大人颜色行事的年代，可有时候还是不自觉的心甘情愿的想当奴才。一些人因为主席出席晚宴没有穿晚礼服就低三下四生怕惹恼了洋大人。可我看不出这和郎朗穿唐装去卡内基演出有什么不同。自信还是最重要的。闲话，让别人去说吧。

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是十分明确的，也是十分细则的。比如，我个人从事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工作。但这仅仅是一个大的分类。实际上，我较为精通（其实也不敢说）的只是其中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如何在社会化网络和信息检索应用这一方面。虽然我已经尽力在可以允许的时间范围内扩宽知识面，但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相当多的论文，我甚至都读不懂摘要。

对不同子领域的问题进行评价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有时候在外界看来是“常识”的事情，在某一些领域中也许是禁忌或者是谬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数据挖掘中，我们都需要对某些问题进行评价，比如分析垃圾邮件，查找可疑访问记录。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够很容易想到一个简单的评价标准，那就是准确率。比方说，一个垃圾邮件分析器能够在90%的情况下区分正常邮件和垃圾邮件。这也是普通人常常遇到的一个测度，也是很多产品推销的时候所采用的推广测度。然而，准确率其实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测度，并且常常有误导人的情况。回到垃圾邮件的例子，在现实中，垃圾邮件出现的概率也许要远远大于正常邮件出现的概率（参见Wikipedia，这个概率居然有88%-92%）。所以，一个最简单的分类器只需要认为所有的邮件都是垃圾邮件，就可以在通常情况下达到至少88%的准确率。于是，简单比较两个垃圾分类器的准确率很难说明谁优谁劣。因此，你和数据挖掘专家讨论准确率的问题，就会显得“外行”。

类似的情况其实不胜枚举。现代社会的分工让从事有一些领域的人员需要花费数年甚至十几年去学习这些领域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比如医学、法律、军事、生物、物理和数学。这让社会的普通人不具备对这些领域的大多数问题进行评价的能力。遇到不懂的领域和问题，最好我们能够先花一定的时间聆听和学习，而不是去相信个人本来就不太靠得住的“常识”或者“直觉”。

一个正常的社会首先是一个专业化（professional）的社会。你不能让会计去做手术，也不能让警官去研究大气问题。人们应该首先相信真正的专业人士，而不是直觉和谣言。在911事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世贸大厦会像定向爆破一样的倒塌，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这是美国政府所为。这样的质疑当然不是少数人。事实上，一个叫“Loose Change ”的纪录片详细的阐述了世贸大厦倒塌的种种疑点，并且该片的制作人在电视节目上公开阐述了其种种观点。遗憾的是，专业社会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加州理工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结构工程教授Hassan Astaneh、西北大学的材料学教授Zdeněk Bažant都在911事件后第一时间阐述了世贸大厦倒塌是由飞机冲撞和汽油燃烧所导致的合理性。后来，麻省理工大学的工程师Oral Buyukozturk和Franz-Josef Ulm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美国政府的权威机构FEMA和NIST的报告也详细阐述了大楼倒塌的机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谢斐尔德大学的教授提供了计算机模拟证据。当然，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消除普通人的一些疑点。关于911的阴谋论当然也从来没有消除过。但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倾向于相信有常年结构和工程经验的教授或者专家的话，还是对力学都一窍不通的记者或者看图说话的网民。

当然，你可以不服气。实际上，中国有那么多非专业人士希望论证哥德巴赫猜想就已经表明了，对于很多问题，非专业人士常常有难以置信的热情和勇气。可热情归热情，勇气归勇气。近现代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依靠有高度专业精神的专业人士推动而前进的。

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有太多的人对各种专业问题指手画脚。这种“伪专业性”让整个社会显得像一台闹剧。有一批人，今天是警察，明天是法官，后天是环境专家。总之，他们没有不清楚的事情。从三峡大坝到地震预测，从全球变暖到谋杀判案，部分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无所不谈，无所不通，大有一副“智慧在民间”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愚昧的另一种表现，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的公然践踏。于是，专业人士没法得到信任，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充斥大街，最终倒霉的其实还是普通的百姓和整个社会。

所以，少一些“磨嘴皮子”的“公共知识分子”，多一些精通业务的专业人士，遇到不懂的问题，有疑惑的问题多思考，多聆听，而不是忙表态，忙站队，才是健康社会所应该具备的。

在科研工作中，有一个很基本的技能，就是对自己和别人的工作进行评估（review）：分析该项工作的长处、不足和改进方案。事实上，整个科学研究都建立在这种评估的体系中。严肃的科学杂志，顶级的国际科研会议，都会对投稿的文章进行严格的评估。

在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某些课程中，老师会要求学生对已经发表的论文进行评估，并且重点说出这些论文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一般学生很难发现这些论文的不足之处，因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你不知道这些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可能也不太清楚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技术知识的全部详情，你也可能不清楚如何评价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文章所提出的方法下得到了解决。实际上，即便是你不清楚这些问题，老师依然可以启发你去思考如何“攻击”（attack）这个文章。比方说，文章要解决A问题。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有5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B环境下做3种不同类型的实验。那么在不知道任何技术细节的情况下，你可以问如下这些问题：

1. 文章说要解决A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被解决了呢？还是说文章开始说要解决A问题，结果中间解决的是一个比A问题简单的问题A-，于是，这个文章所提出的方法的重要性就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是作者说服你A-问题也是很值得考虑的，并且有价值，但是A和A-的差别能否很容易识别出来？如何量化这个差别？
2. 文章所提出的方法是不是已有5种方法的简单变种？如果是，作者有没有意识到，还是说有意回避？如果这个方法是新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借鉴于其他有别于A的问题？还是全新？如果是借鉴的，作者是不是引用了这些方法，作者有没有意识到原来方法所需要的假设在A问题中是否成立？如果是全新的，那么就需要格外注意，作者有没有理论分析？
3. 文章的实验环境是不是完全的B环境？还是说有所变化？如果有变化，是不是故意隐瞒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实验的结果是不是该种变化引起的？实验是不是在3种不同类型的情况下都做了？结果是不是一致？实验有没有比较其他5种方法？如果没有，为什么？

实际上，我们可以发问的还有很多。作出这些疑问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极端一点的情况下，你总能对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问一个“为什么”。于是你会发现，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作者没有提供任何答案给你的这些为什么。基本上，你可以用类似的问题去问几乎任何一个类别的科学。这一方面说明，质疑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是一种跨领域的技能。然而另一方面说明，这种质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而且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在上面的例子中，A问题也许在现阶段没有人能够解决，于是大多数人都去解决A-问题，并且很遗憾，两者的差别没法量化。文章所提出的方法或许的确是以前的变种，但是作者没有意识到，因为以前的有两个方法发表在不那么有名的期刊或者会议上，所以说以前的方法本身也许就不那么可信。实验环境因为之前的文章没有提供全部信息，所以没法复制，因而也就没法和之前的方法比较。实际上，这才是大多数科研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越过了一开始的阶段，学生总能从各种论文中找到各种问题。无论论文是多么经典，无论论文是否发表在什么地方。甚至有时候，你总能把很多文章说得一无是处。在这个阶段，学生的满足感是很强的。你以为你俨然发现了科研的真谛。你以为你洞穿了这个领域的种种问题。

遗憾的是，你很快发现，发现了这些所谓的问题，到要提出哪怕任何一个改进，这中间有着非常难以逾越的鸿沟。事实上，在大多数人科研生涯的初期，甚至很长一段时期，要想首先发表一个漏洞百出的论文都不是那么容易。原因在于，真正的专家，比你更清楚这些问题，并且比你更会挑毛病。

比如，专家会告诉你，A问题和A-问题的差别，虽然没有直接量化结果，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差别在“多项式计算时间内可以小于一个无穷小量”（注意，此处为杜撰），而且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论文发表在1940年的贝尔实验室的科研期刊上（注意，此处为杜撰）。你，没有读过这个文章。于是，你找到了这个期刊，下载了论文，发现文章中80%的数学符号没有见过。所以你明白了，关于这两者差别的讨论已经是学术常识，不是所有文章都有必要包含这些讨论了。再比如，实验环境虽然不同于以前的论文，但是你也很难提出该如何改进。比方说，论文用了1000个实验数据，你觉得实验数据太少，但是你自己也不清楚该用多少。所以，攻击别人实验数据少经常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质疑，然而也经常是最没有用的。

慢慢的，你会发现，任何一个领域，不是铁板一块。它有问题，有常识，有约定俗成，有暗礁，有欺骗。当然，你可以问十万个为什么，但是这丝毫不可能带给你任何声誉和成果。实际上，在严肃的科学领域，没有纯粹的科学批评，你不可能见到有人是完全依靠对别人的科研成果评头论足而自己没有任何科研成就的人。越是科研成就大，越是在领域有知识的人，评价别人的工作时往往越谨慎。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局限。

因此，你会问十万个为什么了，你会质疑了，那么恭喜你，你终于成长了。然而，你会问，别人也会问，有人还比你问的好。这个世界没有因为你问的那个十万个为什么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你应该拿出勇气去尝试解决哪怕其中的一个为什么。

中国人因为历史的种种因为，不具备问为什么的条件和环境。于是，当有一天我们发现可以问为什么的时候，激动不已，兴奋不止。当前，我们有太多的“职业十万个为什么”。每每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就问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当别人没法解答所有的问题时，这些人以及旁观的人就觉得俨然胜利了。这其实是很幼稚，也是很危险的。这些人，很难说真正帮助解决了问题，有时甚至是恶化了问题，扩大了问题。

所以，你会质疑，很好。请你再往前一步，学会更专业地看待问题，尝试去解决问题。

看了电影《让子弹飞》，有一个场景让我感慨良多。在影片快结尾的时候，张麻子为了让老百姓起兵杀黄四郎，做了三个关键的举动：1）散钱，引起民愤。2）发枪，武装大众。3）杀黄四郎的替身，制造事端。这既荒诞不羁，又触目惊心的一幕在于三个招数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其实是屡试不爽。而更引人深思的还包括今天还在家里打保健麻将，明天就要群情激昂去“杀四郎，抢碉楼”的百姓。

三个关键举动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那就是第三步，杀黄四郎的替身。有几件事情值得琢磨。第一，没有人关心杀的是不是黄四郎本人。第二，一旦发现所谓的黄四郎已经被杀，全部百姓倾城而出，带头的甚至是以前黄四郎的走狗，奔向黄四郎的碉楼。第三，其实真的黄四郎还在，但是居然没有人害怕了。

制造一个假象，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大众，当然不是张麻子的专利。从陈胜剖开鱼肚子找到“陈胜王”的绸缎，到洪秀全自称是奉上帝旨意来到人间斩妖除魔，你会惊奇地发现，社会的变革需要这种假象作为那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最后催化剂。大众，在乎的是能够从这些假象中得到需要的情绪，一旦这种情绪拥有了，目的达到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去关心这个“象”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在中国，真相，往往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其重要程度比不上能够引起“正确”情绪的假象。

经过历史长河的洗刷，制造假象和接受假象的人成了社会的一对共生体。造谣、传谣、信谣，在中国大地上基本不需要任何成本。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信“假”已经有了千年的时间。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信念并没有随着中国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民众生活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减弱。于是，一个高中生李一可以轻松展现“水下闭气”并且还在电视台播放；一个没有任何行医资格的张悟本可以谈养生，可以抬高绿豆价格；一个大部分经历造假的唐骏，可以出书推销成功学，纵使被揭发也毫发无损。

然而，历史总有一天要到，或者说已经到了没法简单行使“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时候。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复杂性和社会生产的分工，让造假和传假越来越容易；但另一方面，正如杀黄四郎替身这件事情是为了杀真黄四郎做铺垫一样，达到任何制造的假象所依存的目标却越来越困难。所以，纸馅儿包子没有改变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而高铁也没有在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停下脚步。相反，民众的情绪变得越来越脆弱，每一天都在等着“杀黄四郎的替身”，每一天都在等着鱼肚子里的绸缎。

但，“枪不在手”，“也没法跟谁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后是无奈和悲哀。

实际上，假象带来的变化已经反复证明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千年来的种种假象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任何值得留念的东西，哪怕仅仅是心理的慰籍。

黄四郎在被杀之前，一定也投入过那个叫辛亥的革命。当年，他是不是也在武昌城头喊过，“枪在手，跟我走，杀清廷，抢碉楼”呢？

最新一期校报上出现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 — Veto Vote。大体意思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曾经在两年前的总统选举中因为首次拥有选举权而激动万分，当时被同学们称为“选举热血青年”。如今，这个学生一看到电视上的竞选广告就十分厌恶，立即换台，并且明确表示，这样的选举不是我想要的选举。

是选举环境突然恶化了，还是这个学生过于吹毛求疵？其实都不是。如果仔细看看这个学生的抱怨和描述，你会惊人的发现，很多现象（比如诋毁对手）都似曾相识。对，你一定读过，竞选州长。一百多年前，马克吐温所描绘的种种事情今天还在以更新的但是却又本质相同的面目不断出现着。

今天，只要你打开电视，你看见的所有竞选广告不说是千篇一律，也是大同小异。核心内容就只有一个，“尽全力诋毁竞选对手”。文中的同学说，他实在是厌倦了听谁谁说别人如何不好，别人如何不符合条件，他想听到的是，你自己如何符合条件，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这位同学的感慨拿给我这个外国人看来却应该是情理之中。虽然，我并不能说对美国的政治体系完全了解，但是看多了我们就会慢慢明白，这问题的关键就出在，候选人的数目太少，在现实中，主要的竞选位置往往最终只有一两个，至多也就是三个候选人。

候选人少的弊端在于，第一，在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候选人和选民之间可以进行的互动已经被发展到了极致，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种种手段，已经使候选人本人的种种方面以毫无保留的姿态呈现在了选民面前。第二，尽管媒体手段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候选人之间对于热点问题的看法却不太容易能够区分这些候选人。那么，采取其他方式来达到区分候选人之间的手段就势在必行。

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比方说现在美国民众最关心的无非就是关于工作和失业的问题。然而，短期内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任何候选人都说自己要努力创造就业机会，但是鲜有人能够真正提出解决方案。于是，关于这个问题，选民就可能没法做出判断。

实际上，即便选民能够能够在基本问题上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他方面的诸多因素也使得这些基本的区别模糊起来。比方说，有一个候选人也许有一些丑闻，于是所有的关注点就在于这个人如何去应对这些丑闻。再比如说，有一个候选人是有色人种，或者是女性，则关注点又跑到了这些方面去。所以说，真正能够依靠基本问题来吸引注意力的候选人，不管是从他们本身，或是从选民的角度来看，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更进一步，设想出来一套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其实是需要时间、经验和能力的，然而，诋毁对手，却几乎不需要成本。在仅有两三个候选人的情况下，只要选民认为对手比自己差，那么自己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所以，诋毁对手，即便说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但也成为了这些候选人最基本的策略之一。

然而别说是美国人自己，就连我这个外国人也实在不想看到候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对方如何差如何不好。这其实是一种“失败者”（loser）的心态。别人即便都不好，难道你就是好的吗？

可是，游戏就是这么运行的。两三个候选人中终究就要有人胜出。即便这几个人选民都看不上眼。

试想有很多候选人，如今你只需要诋毁一两个人的事情就变成了，你可能需要诋毁十多个人。这两者之间的工作量和可行性是没法比的。遗憾的是，现有的制度其实也没法允许有更多人的参加竞选。而到那个时候，选民也许更加没法判断。

柴静最近有一篇博客，是采访中国的航天先驱孙家栋的。其中有一段话，很朴实却又发人深省：

联想到最近的很多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自从1840年以来，学费花了不少，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没有买着经验，期望着火箭般的变化和革新。这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