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是黑色的

昨天看到新语丝上有人报料北大招收博士生的过程可能存在猫腻，那位同学的理由主要是自己是初试考试的第一名，而在复试的时候自我感觉发挥正常，却最终没有能够被录取。

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有曾经经历过或者听说过，也许都司空见惯了。要是放在以前，我也会开始感慨招生过程的种种不公和可能存在的腐败现象。然而，在海外留学的这些日子，让我对这种现象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我自己经历过美国大学本科的录取、美国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录取、美国大学导师招收学生的过程、美国大学校内工作的招聘过程、美国本土公司的招聘过程，应该说，想来想去，说句客观话，国内的高考、研究生考试、甚至新语丝上那位博士考生的经历都相对来说是公平的。

先说说一些客观的事实。美国大学本科的录取因素有很多，但是考试成绩却只是一部分考虑。当然，谁有SAT高分（相当于我国的高考）以及平时成绩的高分，对于录取有很大的帮助，但要去那些比较好的大学，甚至是名校，光有这点成绩是远远不够的。比方说，学科竞赛，体育竞赛，文艺竞赛，都是相当重要的。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美国大学还要考虑地域、文化、肤色等等方面。所以，也许一个成绩优异的中国学生不被录取，而一个会敲鼓的非洲原始部落的学生则被录取，这是真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分数比别人高几分没被录取，去找学校的麻烦。更何况，学校的自主招生体制说白了就是学校想招谁就是谁。美国教育部不更会管这些事情。

那么美国大学研究生的招生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托福成绩和GRE成绩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两项仅仅是一个敲门砖。除非两项均接近满分，否则对于个人来说，竞争力并不体现在这两项的分数上。学校可能更多考察科研或者项目经历，以此来判断一个学生是否有学习的潜力。同时，大学时期的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平时综合成绩也是必须考察的因素。如果有学生本科阶段就发表过论文，那么无疑会让这位学生增色不少。然而，即便是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以后，学校可能还要考虑这个专业是否需要这么多学生，国家、地域的问题同样需要考虑。另外，这个学生所在的学校以前是否申请过本学校，如果有，记录如何，等等。所以，一个人被录取了，和另一个人不被录取，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再说说美国大学的教授招收学生（也就是找导师）。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以后，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不一定有导师。如果没有导师，那就需要自己争取去寻找。绝对不可能出现系里面安排的情况。而导师要不要这个学生，则完全是导师自己的事情，也就是喜欢谁就招谁。那么，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要参考，一切不可能的因素也要考虑在内。有导师喜欢招收那些已经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学生，有的导师不太在乎这些。有的导师仅仅需要那些和自己研究方向完全对口的，已经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学生。有的导师喜欢那些相对“白板”的学生，可以日后培养。从这一点看，仅仅凭几个考试的成绩，基本上说和能否找到导师关系不大。

说了这三个我亲身经历过的经验后，我想说，一方面我们宣扬素质教育，一方面我们自己并没有习惯除开分数以外的东西。如果说高考要保持客观公正性需要分数的绝对杠杆，那么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特别是博士入学，绝对的考试分数仅仅应该作为某种参考。因为研究生的培养目的不是通才教育，而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研究工作和看看课本做做题是两码事。

那么有人会说，如果不完全按照分数做，岂不就是不公平吗？这样岂不是腐败的温床吗？看看我上面描述的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你能想象在其中会发生多少“台面下”的“交易”吗？既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非常多。说没有是因为，招生是对学校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招生招得不好直接影响学校的利益，所以学校不会太过于玩火。但是，说完全没有幕后交易，那肯定不是。那为什么克林顿的女儿（能力很平平）可以很轻松去斯坦福大学，然后又去牛津深造？

这里随时都发生着分数高的同学进不了最好的大学，分数高的同学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一点不奇怪。当然，大家不要从另外一个极端去理解，这不是说分数不重要，而是，我们要去适应分数不是公平的衡量标准。至少不完全是。

到了美国以后，我才发现，美国人对于“关系”是多么看中。“Networking“成为了中国“关系”在美国的间接翻译。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我只是想说，依靠数字和一些看似可以衡量的标准，并不能保证公平。更何况，这种公平也许并不需要。

最开始听说郭德纲是因为他突然成为了媒体的宠儿。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人都跳出来频频对郭德纲发难。有人要和郭德纲打官司，因为郭德纲的相声里面拿他开玩笑。有人在报纸上批评郭德纲，说他的相声太庸俗，根本没有传播一个好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就不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对待郭德纲和他的相声呢？

郭德纲肯定不是复兴相声的那个人，他也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他想做的就是做一个娱乐人。所以不要指望他不把出场费当回事情。同时，他也没有要用相声传播什么文明。而且，他想要的就是取悦他的观众，仅此而已。

相声里面有庸俗的东西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否则那又会有那么多人去听呢？不说郭德纲了，你中央电视台里面的相声就没庸俗的内容了？可惜有人借此来眼红。真的让人觉得可笑。

问题在于一个简单的民间艺人，那么多人借此来炒作，不能不说是中国相声的一个悲哀。大家还是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吧。

那天和她讨论“感动中国”的事情。善良的她十分不满神州六号的宇航员和“千手观音”的第一位女性获奖，觉得这十分不公平。老实说，我并不太喜欢这种本意就是赚取大家眼泪的节目，但是我们的社会其实需要关注那么些勇于奉献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得奖的有很多平凡的人，甚至是再小不过的人物。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很多东西容易脸谱化，容易批带着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且，这样的评奖无疑带有很多权衡的性质，实在很难说明评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评选神州六号的宇航员，其实是对整个航天事业的一种评价。在当前这样的社会里，很难有人能够安心去做科研工作，特别是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不少人能够有更多更有“钱途”的选择，如果相比在深山里的邮递员来说生活没有太多选择的话，那么几十万的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完全可以选择更加耀眼的工作，更加舒适的工作，可他们没有。所以，也许感动的是这些事情。

至于“千手观音”，这也是一个象征，是给残疾人的一个奖项，并不是非要针对某一个人。还有，我们常常要去制造一个典型，并不是说这个典型就比别人优秀多少，而是说，典型利于宣传。仅此而已，显然，这也很有功利性。

对于感动的背面，我常常想到的是我们制度的不完善，如教育，如福利，如卫生。感动可以是一时，但是更多的是让人觉得羞愧，对于我们目前的工作。

希望“感动中国”别成为一种商标，而要成为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

以下本来是“方舟子网站”上一个网友的贴文，十分搞笑，所以转载过来：

关于北大用Peking还是Beijing的英译名的问题，最近是热闹非凡。我本一看客，觉得挺无聊的，就象人名，用习惯了，只是一个称谓，阿猫阿狗的也有人叫，大家知道是谁就行。但有些名字，听起来好笑，介意的话，还是考虑改改，北大的英译名PKU正好就是这样。在北大吞并北医之前，似乎PKU没怎么在意。但相信原北医的人一听到PKU就会敏感，这是一种所有学医的人都知道的病名的缩写，即苯丙酮尿症，英文名phenylketonuria，简称PKU，它是以弱智为特征的先天性苯丙氨酸代谢缺陷的疾病。你如果Google一下“PKU”，排第一当属北大，因为点击率最高，接着就是这个病，很遗憾它的点击率不是高，而是非常高。每次上北大的网或发邮件给北大的朋友，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好笑。国人多有名字忌讳的习惯，这么多名字为何偏摊上一个病名呢？而且指的是弱智。当然北大的人好考究，PKU的病名起用确实比北大晚，1934年才被发现和使用。北大人可以说是别人侵权，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用它，就象咱北京照样用“公主坟”、“奶子房”的地名一样。

日前，欧洲的数家媒体都刊登了以默罕默德先知为题材的漫画，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谴责和不满，同时，甚至引起了极端组织的警告。而舆论也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这些媒体的举动，认为这是捍卫了言论自由，而阿拉伯世界的不满，正是他们对民主的无知。一派则认为言论自由也有底线，尊重他人也许比言论自己更加让人接受。

不过有一点则是很明显的，欧洲认为言论自由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欧洲的形式，民主也只有形式，那就是欧洲的形式，别的种族和拥有其他信仰的人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言论自由的形式。在阿拉伯世界看来，信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欧洲看来，言论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所以，说到底，这还是文化冲突造成的扭曲。

对待文化冲突，平等互利，尊重他人才是解决的方式。绝对不能强加于别人自己的意志。如果说到言论自由，为什么伊朗总统的一点点关于犹太人的言论就让欧洲受不了呢？这说明，所谓的言论自由有很大的偏见性。这是倾向一边的言论自由，是伪自由。文明绝对不是挑衅和歪曲。对于宗教，欧洲的理解也许和阿拉伯世界非常不一样，但这也不成其为漫画中歪曲对方的理由。

事实上，欧洲人的心里就没有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看成什么好东西，在他们看来，所有伊斯兰世界就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问题是，他们思考过没有，伊斯兰世界好好生活了那么多年，是谁逼迫他们拿起武器的？

言论自由，那么西方社会为什么那么讨厌半岛电视台？看来，问题绝对不是言论自由。

昨天很花了一些时间看了方舟子的BLOG和他的一系列文章。老实说，之前对待学术打假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影响，并没有很在意这类的东西，偶尔有一些关于学术问题的思考。不过我看了方舟子关于怒江大坝修建问题的讲座讲稿 （这些都可以在http://blog.sina.com.cn/u/1195403385找到）以后，才认识到学术打假的问题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学术问题了，而是社会、政治、人性、舆论和道德的综合问题。

应该说，什么东西在中国都有可能是一场运动，而伪科学、伪环保都可能是非常具有危害性的。遗憾的是，美好和严肃的东西一旦披上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就变得十分的丑陋。最严重的莫过于舆论。当下，媒体的新闻道德已经到了一个危急关头。很多记者，很多媒体都不具备完整的良知和职业素养。同时，由这些媒体宣扬的科学和学术，很难是准确地。这样间接的为伪科学、伪环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一些更吃惊的消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新语丝”网站，是有关言论自由的。在这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评论了。

尽管最开始在新东方上课并不知道老罗的名声。甚至上完了课以后才听说网上还有所谓的“老罗语录”。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老罗的话语。很多人把老罗的东西当作纯粹的搞笑，大多数人一笑了之。只有能够理解这些话后面的辛酸的人才能体会出这些话语的分量。老罗说自己不是愤世嫉俗的人。可是，平常人都看得惯的事情，老罗都要说上一两句。但是，我们会发现，正因为老罗说上这么一两句，理所当然的事情便变得有一些怀疑。我们终于明白了很多自己看待事情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老罗本身没有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把老罗看成笑料。而老罗自己也很无奈。

今天看了南方周末上的谁制造了“中国黄禹锡”事件？ 因为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母亲所在的大学，所以更加引起了我的主意。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黄禹锡，这个韩国曾经的骄傲如今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四川大学邱小庆这件事情却折射出了学术造假中国的特色。

首先，我不想去探讨邱小庆教授的学术发明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其实也不是四川大学调查团能够解决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情被捅出来完全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平均，从这一点可以折射出中国大学的学术论文推广上的功利性和片面性。

邱小庆的发明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的确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但事实上，一个本该十分纯洁的科学发明蒙上了很多不该有的面纱。首先就是，整个事件中“新泰克公司”这个名字特别显眼。而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新泰克公司早早地就盯上了这个还在学术理论阶段的科学成果，妄想迅速的去占领所谓的“15亿元”的市场。邱小庆不顾四川大学的反对，执意和新泰克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并且连最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都有新泰克公司的人参与，很难说清楚这位四川大学的教授心中想得究竟是学术还是这个发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更为不解的是，四川大学一直对这项发明的利益分配有很大的意见，当新泰克公司后来对这项发明提出质疑的时候，四川大学并不着急去验证发明的正确性，而是希望和新泰克公司探讨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

现在，四川大学说，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是个人行为。简直让人好笑。试想，一个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课题，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百万的发明，最终的结论论文怎么可能是个人行为，不是组织行为？在整个发明过程中，四川大学为什么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来调查，是否有一点给外界做样子的感觉？

其实，稍微了解我国大专院校制度的人就知道，一篇《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对于个人，对于单位，对于学校意味着什么。那可能就是白花花的钞票。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谋取利益。所以，论文真假没人会去关心，大家只是关心自己能够得到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大学的很多领导也是论文的署名者，邱小庆自己都说，很多人连生物学常识都不具备。这句话如果让《自然》的编辑知道了，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有时候我自己也很矛盾。现在大学的考试基本上都采取一个模式：老师划定复习范围或者复习提纲，然后同学们在这个范围内去狂背，自然就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分数。更有甚者，直接有很多类似考试题目的题拿给大家做，然后到了考场，同学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似曾相识的题目。

我不明白这样的考试有什么意义。甚至这样的学习有什么意义。纵使我自己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获得我所想要的分数，但并不能代表什么。

有时候非常渴望能够去做一些研究和开发的项目。遗憾的是，每个学期这样的机会都不多，而老师和周围同学的重视程度都不高。自己做了半天，根本没法交流。

很久不看《GEB》，偶然拿起来，又有了放不下的感觉。关于“意义”的讨论的确很值得探讨。如果真的能够在逻辑和数学的层次建立起“意义”的定义，那么哲学也许完全需要重新构建。